第一，加快大城市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转型不只是练内功，而是寻找价值创造的新方向 滕泰 张海冰 很多企业家遇到问题勇于从自身找原因，每次都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千方百计降成本来寻找出路，这本身虽然没有错，但面对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冲击，仅靠内部挖潜维持生存是不够的，必须考虑战略转型。比如在美国，通用汽车的年产量是1000万辆，而特斯拉产量只有几十万辆——2015年这两个公司的市值差不多都是五百亿美元，而2020年特斯拉的市值逼近2000亿美元，通用汽车的市值仍然是四、五百亿美元。
与此类似，制造业仍然很重要，但是可复制的传统制造环节本身创造价值的能力就像传统农业一样不可挽回地在下降，而创造更多价值的却是那些为制造服务的程序和环节。格鲁伯和沃克认为，生产者服务部门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入了商品生产部门，为劳动与物质资本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从而促进了商品生产部门的有效增长。目前，汽车软件的价值占比仅占汽车总价的10%，而摩根斯坦利估算未来自动驾驶汽车60%的价值将源于软件。1970年时，美国私人部门的RD投资额为112.2亿美元，2017年则达到2800亿美元，年均增长9.3%，使得美国制造业可以运用大量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创造出大量的新产品，或者极大程度地提升原有产品的软价值。这些软产业的价值来源于教师、程序员、导演、演员和金融工程师以及投资专家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他们从事的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那样的重复性劳动，而是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问题，解决不同的问题：科学家要发现一种新药，教师要为不同的学生制定教学方案，程序员要写出不同的代码实现不同的功能，而导演和演员要创造不同的故事、人物和情感，金融工程师和投资专家则每天面对着变动不居的风险和收益……虽然创造性思维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但是毕竟这些产业的价值创造几乎从彻底摆脱了地球自然资源的约束，满足的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需要，成长空间自然也远远大于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
同样，特斯拉卖的也不是跑得快，而是环保、时尚和智能化值得警惕的是快速上涨的疯牛不但无助与消费增长，而且一旦崩盘会产生负财富效应打击消费，因此维护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持续扩大消费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我去一个企业，海尔有一个平台叫卡奥斯平台，上面聚集了数万家企业，他们联合这个平台上的企业，直接开发了一个数字化、智能化的房车，处处联网，实时在线，很多事情是智能的。
6、从跟跑到并跑，中国面临哪些新挑战? 江小涓：十四五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一个起步的五年。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痛点、堵点，我们还有一些卡脖子的问题，我们要加快国内各方面的创新，能够尽快地让这个堵点畅通起来。所以要通过外循环，为国内庞大的产业基础提供更多的顺畅运转的基础。数字平台，它才可能智能化地迅速地聚量地把生产要素聚合起来。
我们原来讲生产组织方式，需要企业匹配一个非常完备的生产线和所有的生产员工、技术，将来有可能社会上有很多单元式的生产要素，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一个设备师，我是一个专门的设备供应商，来了生产任务之后，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组织资源，这个将来是对整个生产方式的一种颠覆。所以，我们要通过新型城镇化，让那些流动人口，特别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能够在城市里安居下来。
它了解每一个工作者、每一台设备、每一个要素。我们获得的利润、获得的工资，很多都是搭载在出口商品上的。这也是一个个性化定制、小批量灵活生产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现在波音787，它的全球分工程度比波音737要大得多。
跟跑的时候相对是比较简单的，你知道这个技术用在哪，你知道它的配套产业是什么，你知道市场的需求在哪里，它的使用前景是很明确的，你只要跟上去，缩短差距，就把事情做好了。既可以促进消费，买车;又促进旅游，避开了公共交通的痛点，卖得非常好。其实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比较好，大量进口商品，对外投资带出技术，我们把自己事情做好，也是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这个双循环能够有更好的基础。向外可以把供应链、服务链都连接起来，很高效率地来匹配生产过程。
长期来看，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中国的优势就是有产业集群，在一个不大的范围里面有很多中小企业，接到一个订单，它就向区域里面的企业问谁有空闲设备，然后把区域中间的空闲设备组织起来一单一单生产，这一单做完了，云工厂线就没有了。
如果没有产品出口，这块产业能力是发挥不了的。十四五时期，我们的国际环境还会有进一步的变化。
其次，现在消费已经从单品消费扩展到了生态消费、场景消费，我希望回家以后它是一个智能厨房、智能家居，出行是一个智能出行，运动是智能运动。供给侧怎么匹配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升的需求，要迅速、灵活地调整，提供更高质量、更多元、更符合需要的产品，这是对生产端的重要需求。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产业，出口大概占它整个行业能力的1/3，个别产业更多。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现在一些最重要的新产品，比如特斯拉，这个汽车的国际合作分工程度比很多传统的汽车要多，它利用的各个国家的零部件来组合这个汽车，它的分工程度比很多传统的车要多。能够迅速地适应市场的需求，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原来我们讲你的优势在哪?在大规模。
这么大的经济体，和开放初期相比，靠国际市场带动，现在是带不动的。1、为何要构建新发展格局? 江小涓：这是根据我们国家自己形势的变化，国际环境的变化，根据我们当前突出问题和长远发展的要求，前瞻性、战略性提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要求。
而且对任何小额的个人有一点贷款、小企业有一点贷款，它都可以做，数字技术将来也是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方式。很多创新是靠数字技术的。
教育也在快速发展，所以我们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很快。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和其他国家大致上是一种互补关系为主，我们做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其他国家的技术好，它做高端技术的产品，我们互相交换。
我觉得老龄社会的消费需求、生活需求，将来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现在有了智能匹配以后，个性化、小批量、低成本、快速成为一个可能，而且很多定制，消费者是始终在线上的，他可以在任何一个点上选我要的一个特点。很多人讲数字消费到了下半场了，其实他没有看到新的热点。现在我们强调恢复旅游，旅游的最大痛点，一个是景区人多，一个是公共交通。
把这三者能结合起来的，是要靠数字技术。一是，我们在国内生产要素结构上是有弱项的，我们的土地、淡水、石油资源占全球的比重是很低的，很难和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量相匹配。
多年来我们产值的城镇化要快于人的城镇化、市民的城镇化。所以，这个时候对研发能力，对市场的感觉，对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产业链的匹配度，都有了新的提升。
我们只讲养老消费，这是不够的，这中间消费的需求、生活的需求，包括他发挥余热的需求都很大，这确实要做一些制度安排。2000年的时候，全球跨国公司的创新链中间的海外部分，我们只占3%。
8、如何利用国际循环，来提升内循环的质量效益? 江小涓：我觉得我们国内为主的循环，我们要提高国内循环的质量和效益，一定要更好地利用国外循环。所以，两业融合真正地推进，我的理解要靠产业互联网、靠数字技术。但是现在我们水平在不断地提升，我们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我们的技术和资金能力也在增加，国内的产业结构在升级。经过40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国内已经接近100万亿元的GDP，我们有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门类，我们的经济还在比较稳定快速地增长，市场还在继续扩张，科技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另外，我们要加快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这个量是很巨大的，这也是让相当一批人进入城市、进入现代生活之中，让他们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让他们能够接受更好的社会保障，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比如一台家电，配几个箱，配几个抽屉，哪一块大，哪一块小，我要有什么样的特点，可以全程在每一个点上按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另外，我们经济恢复以后，很多人健身到俱乐部，会很聚集，不符合防疫要求。
另外，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得靠数字技术。数字消费将来我们有很多，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文化、智能健身、智能家居、智能穿戴设备，都是千亿级的消费能力，在未来随着5G高通量的技术发展，前景是非常大的。
